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快递骑手、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规模庞大的新就业群体。他们穿梭于城市街巷、高频进出各个社区，既是城市生活服务链条的关键供给者，也是扎根于城市基层空间的新型社会主体。区别于传统属地居民，该群体劳动模式弹性化、空间流动化、组织依附弱，与既有以固定居住人口为核心搭建的社区治理体系形成新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依托全域游走的工作场景，他们掌握着社区环境、公共设施、居民诉求等一线信息，是基层治理可挖掘的增量力量；另一方面，高强度的劳动节奏、松散的组织联结、较弱的属地归属感，又构成其参与公共事务的现实壁垒。立足马克思主义理论审视新就业群体的劳动实践，厘清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生成基础，破解融入困境、构建适配其劳动特征的参与机制，已经成为推进城市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重要议题。

　　立足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新就业群体参与社区治理的合法性根基根植于其作为现实劳动者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认为，现实的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劳动者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编织社会联结、参与社会建构。新就业群体依托配送、客运、便民服务等劳动维持城市日常运转，在持续的服务过程中，与居民、物业、商户、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反复互动，自发形成一张遍布社区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一套在劳动中生成的社会联系，构成其参与社区治理最原生的现实基础。审视这一群体，不能仅仅将其简化为服务订单的执行者、外来的流动服务人员，而要承认其作为城市公民、劳动者的主体身份：他们同样拥有参与公共生活、表达利益诉求、共建社区秩序的权利与潜能。

　　从实践层面看，新就业群体依托自身劳动形态，具备参与社区治理的独特比较优势。其一，空间在场优势。相较于在固定楼宇办公、居住的居民，新就业群体的工作轨迹覆盖片区内道路、楼道、小区广场、公共配套，能够第一时间发现路面破损、楼道堆物、消防通道堵塞、公共照明故障等治理微问题，是社区动态风险的 “移动探头”。其二，信息贴近优势。长期在固定片区接单服务，使其熟悉片区民情、商户情况、居民高频诉求，能够捕捉很多不易被常规巡查发现的细碎民生难题，弥补自上而下治理信息收集的盲区。其三，力量补充优势。传统社区治理依赖居委会工作人员、党员、常住居民骨干，力量相对有限。吸纳新就业群体有序参与，能够丰富治理主体结构，为隐患上报、文明劝导、应急互助、便民帮扶等轻量化公共事务注入新动能。当然，上述优势只是一种潜在条件，并不等同于天然的治理能力，能否转化为治理效能，取决于是否有配套机制承接其经验与信息。

　　但劳动实践所带来的在场优势，并不会自动转化为稳定、可持续的治理参与行为，多重结构性矛盾阻滞着群体的深度融入。

　　第一，资本主导下的计件化劳动逻辑，抬高了公共参与的时间成本。新就业群体的收入直接和订单数量、配送时效挂钩，平台严苛的考核机制、超时罚款规则，持续压缩劳动者的自主空闲时间。参与议事协商、志愿值守、线下会议等常规社区活动，意味着挤占接单创收时间。很多群体并非缺乏参与意愿，而是受制于劳动考核压力，难以抽身。如果治理动员忽略其劳动生产逻辑，单纯依靠思想号召、志愿倡议推动参与，很容易让参与流于形式，难以形成长效行动。

　　第二，属地化治理架构与流动性劳动空间之间存在组织错配。现行社区治理的组织动员、议事渠道、信息反馈机制，主要面向户籍、居住在本社区的常住人口，以居住地为核心建立联系。而新就业群体大多是 “工作在片区、居住在别处”，服务范围跨小区、跨社区，不属于本社区常住居民名册，缺少常态化的组织归属。即便在工作途中发现治理问题，很多人不清楚反馈渠道、受理主体，诉求上报之后也缺少跟踪反馈。传统线下会议、居民代表大会等参与形式，很难适配高流动、跨区域的劳动特征，造成 “有发现、无渠道，有意见、无入口” 的困境。

　　第三，身份标签固化，制约社区认同与参与意愿的生成。在日常互动中，新就业群体常常被单一标签化为 “配送服务人员”，社区更多关注休息驿站、饮水、充电这类基础服务保障，对其多元诉求、公共参与诉求关注不足。当群体长期只被视作服务对象、帮扶对象，而不是平等的社区共建主体时，很难建立对片区的归属感与共同体意识。同时，新就业群体内部异质性较强：不同工种、年龄、户籍、收入水平的劳动者，对社区事务的关切程度差异明显。采取同质化、一刀切的动员方式，无视群体内部分化，动员效果往往大打折扣。

　　第四，权责边界模糊，存在治理责任转嫁的潜在风险。部分基层实践中，存在简单把排查、宣传、值守等治理任务摊派给骑手、司机的倾向，在没有配套激励、保障、减负机制的前提下，将行政末梢压力转移给新就业群体，加重劳动者负担，消解其参与积极性。

　　推动新就业群体有序嵌入社区治理，不能照搬面向常住居民的动员模式，必须适配其劳动特征、尊重劳动者主体地位，构建低成本、弹性化、权责清晰的融入机制。

　　首先，搭建弹性化、轻量化的参与渠道，降低参与门槛，形成诉求闭环。跳出固定时间、固定会场的议事模式，搭建线上为主、线下补充的反馈通道，依托小程序、微信群、驿站意见码等载体，支持劳动者在接单间隙随手上报隐患、反映问题。聚焦其日常接触较多的事项，如交通通行、小区门禁、公共设施、市容环境等设置反馈清单。建立 “上报—分派—处置—反馈” 闭环机制，及时向反馈人同步办理结果，让劳动者看见自身意见的实际价值，避免渠道空转。线下议事优先采取错峰座谈、站点微议事等灵活形式，避开订单高峰，保障有意愿的劳动者能够自主表达。

　　其次，健全双向联动的组织纽带，依托站点阵地织密联系网络。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联动平台企业、站点负责人、行业工会，把党群服务驿站、骑手之家从单纯的 “休息补给点” 升级为信息枢纽、协商节点。驿站承担日常需求收集、政策传递、活动预告功能，常态化摸排劳动者诉求。不强制要求全员参与，坚持自愿原则，发掘热心骨干，培育新就业群体中的信息员、宣传员、互助员，以骨干带动群体，形成 “站点—社区” 稳定联动链条，弥合流动劳动与属地治理之间的组织断层。

　　再次，坚持权益保障优先，夯实参与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参与建立在基本生存与发展条件之上。稳定的公共参与，离不开劳动权益的兜底保障。社区联动工会、市场监管、平台企业，聚焦算法考核、劳动保障、工伤救助、休息权益等核心诉求开展协商，推动优化不合理的考核规则，缓解过度劳动。社区立足空间场景，持续完善暖心服务供给，解决他们在工作途中的急难小事。只有劳动者的劳动压力得到适度缓释、合理诉求得到重视，公共参与才不会变成额外负担，自愿参与才有现实土壤。

　　最后，清晰划定参与权责边界，构建正向激励体系，规避责任转嫁。明确新就业群体的定位是协同参与者、信息提供者、互助合作者，而不是基层治理责任的承接主体。法定监管、行政执法等刚性职责，不能转移给新就业群体。参与内容优先限定在隐患线索上报、邻里应急互助、文明宣传引导等轻量化、低风险事项。配套适度、可持续的激励机制，采用积分兑换、荣誉表彰、便民优待等方式正向引导，以精神激励结合微福利的方式肯定其贡献，避免行政摊派、任务下压，守住自愿参与的底线。

　　新就业群体融入社区治理是劳动社会化与城市治理现代化交织催生的新命题。依据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理论，基层治理创新的核心是回归劳动者本位，摒弃单向度的动员思维。通过搭建弹性参与渠道、筑牢站点组织纽带、优先保障劳动权益、明晰权责激励体系，既丰富基层治理的参与力量，也有助于帮助新就业群体打破边缘化的生存处境，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落地。

　　（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炯毅）